摘要：宪法是保护公民权利的根本法，但仅有宪法，仍不足以有效保护公民合法权益。 ...
海警规章作为一种适应新情况新需要、具有独特意义的新类型规章，有力保证中国海警局依法高效行权履职。
反之，不同越小，不同对待就越小。当然，有人可能提出质疑，如果说不同对待给一方带来了比另一方更为不利的后果，那么要将损害降到最小就只能是跟对方相同对待。
[58]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政治组编著：《中国宪法精释》，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152页。比如，根据《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第1条，先天性心脏病等器质性心脏病，不合格。此时可以用比例原则中的目的正当性、妥当性来判断是否存在不合理的差别。因此，同等有效的手段只能是指多个不同对待的手段，这些手段都具备了妥当性，即能够实现区分的目的，而具有了同等有效性。[50]然而今天，女性的健康状况已经大大改善，平均寿命已经超过男性。
但是国家限制自由权必须提供充足的理由，因此，如果在平等权上适用比较宽松的审查基准的话，反而会不利于公民其他基本权利的保障。[30]然而伊普森也不因此就认为平等权案件可以适用比例原则，他的反对理由是，在平等权案件中，立法者为什么要进行区别对待，它往往是基于某种区分的目的而来的，此时，如果适用比例原则来审查区别对待的手段能否达成区分的目的，就会陷入一种套套逻辑，即不同对待对于不同对待的达成是妥当的、必要的和均衡的。授权只有先确定其在宪法权力结构中的定位，并遵从权力配置的规范要求，才不至于扰乱权力分工体系，不至于破坏权力配置的民主根基。
（二）促进民主正当与有效治理的耦合 授权将职权授给功能适当机关，虽可促进有效治理，但可能减损民主正当价值。这种思考是授权自我反思品格的体现。在这个空间中，宪法对权力配置的调整就不必拘泥于各类权力必须恪守的边界。（2）作为常设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代为行使部分职权。
在宪法规定之后，法律可以根据宪法对此类事项进行具体规定。在程序结构上，保证试点启动由民主决定，试点过程接受民主控制，试点效果交由民主检验，试点方案最终由民主通过，就可在具体事务上实现民主正当和有效治理的耦合。
这就影响到行政效率和有效治理。2.局部与整体的反思性平衡功能。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自然无权授出。宪法优先事项允许一定范围的授权，但对此的授权只能由全国人大作出。
（3）当某项职权不在明确列举范围内时，就要援引《宪法》第67条第22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来确定。授权改革试点的初衷在于探索一种全国性的变革方案，而不是单纯为某个地方发展加码或赋予地方特权。就此而言，符合授权明确性要求的授权，理性化程度自然就高。2.授出重大事项决定权和立法类职权的限制 授出重大事项决定权和立法类职权，应受到两重限制： （1）为防止冲击民主正当价值，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应当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宪法关系框架下展开。
对于相对法律保留事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授权其他国家机关和地方根据实践需要进行先行规定和调整适用。笔者不主张以某项原则或方案来缓和此种影响，而是要深入到我国宪法权力结构，思考授权作为一项落实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创新举措如何契合于宪法权力配置的价值和规范。
这是授权实质法治功能的体现。由此可见，将《立法法》第13条从宪法整体中割裂出来单独作为授权的依据，不仅不能揭示授权的合宪性，反而容易将该条置于宪法的对立面。
这样可形成与全国人大的功能区分，有助于降低全国人大的民主负荷，让全国人大聚焦于民主共识凝聚和象征功能。宪法专属事项不能授权。这种情况广泛存在于权力配置及其运行过程中，可能会对一定范围内的合理分工格局产生结构性影响。如果秉持权力机关是全权机关的观念，该判断层次就可跳过，因为作为全权机关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授出任何职权，而无须追问该职权归属。宪法不可能事无巨细地将所有事务都涵括于职权规定中，更不可能预见未来，相对原则性的规定可以为权力结构预留变化的空间。而授权导致决策权和执行权的混同，扰乱合理分工关系。
在我国宪法体制中，民主正当价值主要落实在人民—人民代表大会—国家机关组织体制。总而言之，授权地方试点改革应当被置于央地关系的宪法框架下，依托宪制谋求央地协调和区域间均衡。
二是权衡实践需要和权力配置体系稳定性的关系，不因实践需要牺牲权力配置的稳定性，在授权限度和范围上审慎克制，不挑战宪法和法治的根本原则。根据《宪法》和《立法法》，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均可作出此类授权，将部分权力授予地方或由其产生的国家机关。
对此的说明，拓展了上述授权明确性的范围——授权明确性还不只是授权内容及其理据的明确，亦是适合承担试点任务的机关、地区和层级的明确。所以，宪法在设置国务院职权时，保留了较多与全国人大常委会重叠和交叉的领域，只是根据层级、决定范围的不同进行了适度区分。
其中，第二类授权即授权改革试点，是近年来作出数量最多的一类。总体而言，包括国务院在内的国家机关所拥有的技术专长、实践经验与信息情报等功能优势，意味着由其负责各自权限范围内的试点工作最符合功能适当原则。其二，在职能重叠和权力混合情况下，可根据功能适当原理的指引，通过授权确定功能适当机关来承担特定职能。授权决定的作出主要是为满足改革发展需要，但实践中很少去反思，授权引发的职权转移是否会背离宪法权力配置的初衷？频繁进行授权，是否会冲击到稳定的宪法权力结构？个别授权导致的局部性职权转移，倒不至于对宪法权力结构产生多大影响，但频繁授权引发的大范围职权变动，给宪法权力结构带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势必增加其不确定性。
在我国，权力目标更追求治理绩效而不是制衡，权力配置更强调分工协作而不是分立，宪法权力结构具有相对开放性。据此，不允许对此进行任何形式的改革试点，也严格禁止通过授权将此类事项授出。
基于此种考虑，宪法为权宜调整设定了如下规范约束：（1）权宜调整须立足于合理分工基础格局，不得破坏合理分工。而理性的授权决定，内在地含有一种从宪法整体性出发的理由说明及合宪性论证。
六、结语 立足于权力配置的视角，实践需要和规范安排的紧张关系，是有效治理和民主正当两种价值冲突的呈现。无论是从性质还是从功能考虑，此类职权均不可授出。
这一点主要适用于对国务院的授权，须具体考虑国务院哪些部门适合承担具体试点工作。这也是授权扬弃形式法治、迈向实质合宪性的彰显。通常认为，通过特定职权的暂时授出，解决了改革的合法性问题，既维护了法治的安定性，又创设了改革空间，有助于确立合理合法的改革利益与风险分担机制，从而保障和激发地方改革试验主体的积极性。如果仅把授权视为满足实践需要的权宜之举，而不去考量其在宪法权力结构中的应有定位及规范化要求，就会把授权置于与宪法权力结构的紧张关系中。
国家职能划分具有灵活性，可根据国家任务的阶段性变化对职能和权力进行整合，保留了调整国家机构以适应国家任务的可能。当然，授权作为消除因权力混合而导致的模糊和争议的宪法机制，其适用范围也应限于权力混合领域。
五、授权合宪性的阶层式展开 在权力配置的视角下，授出任何一项职权，均须考虑是否遵循了权力配置的价值和规范，既不能损害民主正当这一底线，也不能破坏合理分工的基础格局。这一机制不仅是对试点方案的评价、总结和反思，也是对职权设置的评价、总结和反思。
经典分权理论认为，授权将立法和行政混为一体，将民主决定变为行政专断，减损了民主价值，危及了权力分立所保障的自由。民主控制包括实体和程序两个维度：就实体而言，授权应明确试点工作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明确任何试点不得与基本原则相抵触。
